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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股ERP持续走低,而国内ERP相对偏高?本文从股权风险溢价的角度切入,复盘海外股债风险溢价持续反转的条件。
对长期低通胀的担忧同时压低债券期限溢价,并推升股权ERP,类似日本1990年和欧美金融危机后的资产定价特征。2017年全球再通胀推动股票相对债券表现明显改善。
高储蓄率压低均衡实际利率,并与低风险偏好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与收入水平正相关,海外社保体系的完善同时伴随储蓄率和股权ERP的下行。
低波动率意味着更低的股权风险溢价。“美联储看跌期权”有助于延长经济周期并降低波动率和股权ERP。
我们认为走出低通胀的周期性利好,以及降低储蓄率、A股波动率、中长期资金入市、提高派息率等结构性制度设计,有助于改善长期A股相对债券的回报。
今年以来美股风险溢价持续下行,9月23日鲍威尔称从很多衡量指标看起来美股估值相当高,尤其是美股股权风险溢价触及新低。与之对应,国内债券利率处于相对低位,A股股权风险溢价相对高位,尤其是国内信用利差和股权风险溢价脱钩,引发了市场关于股债比价的讨论。
为何美股风险溢价持续走低,而国内股权风险溢价相对偏高?本文我们从各类资产风险溢价(期限溢价、股权风险溢价、信用利差等等)的角度切入,复盘海外股债风险溢价持续反转的条件。
资产定价理论将资产价格分解为预期未来现金流和风险溢价,同时将风险溢价进一步拆分为风险偏好和波动率。
对于权益资产来说,未来现金流是企业盈利(包括股息和回购),对于信用债资产来说,未来现金流是公司债务的票息减去未来违约的预期损失准备,对于长期国债,未来现金流是国债的票息。对于房地产,未来现金流是扣除持有成本以外的租金收益。
即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该风险资产所要求的超出无风险利率的预期回报,取决于
本文中我们将股权风险溢价、信用利差和期限溢价作为各类资产的风险溢价进行分析。
今年以来,美国股权风险溢价和企业信用利差进一步压缩,推升资产价格,即鲍威尔提到的资产估值处在相当高的水平,而美债期限溢价有所抬升(图1)。
股权风险溢价(Equity risk premium, ERP)的本质是权益相对于债券的相对估值指标,以进行股票/债券配置。从长期来看,ERP仍是一个良好的资产配置信号,高ERP往往预示着股票估值低迷和债券估值过高。从图2和图3来看,美股和A股的股权风险溢价均对长期股票相对债券的超额回报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股权风险溢价分为历史实现(滞后)股权风险溢价和调整后(前瞻)股权风险溢价,历史ERP很容易从资产价格的相对表现中观察到,而前瞻ERP不能直接被观测到,需要进行假设和估计。
计算股权风险溢价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已实现市场收益率减去同期无风险利率的历史平均值,是基于“后视镜”的模型。美联储模型(the fed model)是代表之一,即用盈利/股价减去美债利率,作为历史实现ERP的估计。
美联储模型的优点在于简单客观,缺点在于简单假设历史可以反映未来。金融危机后,美国股权风险溢价的中枢相比金融危机前明显抬高,但股票相对债券的超额回报低于历史ERP所隐含的水平,意味着金融危机后相比金融危机前美股ERP的中枢上移,对隐含权益超额回报的指示意义相比历史发生了变化。
以下三个原因能够解释历史ERP对股债相对回报指引的失效:(1)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2)实际增长和通胀的持续下调;(3)未来经济增长和通胀的不确定性上升。
相比于历史ERP,前瞻ERP可以考虑更为前瞻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替代历史股息或盈利收益率,利用更为前瞻的远期利率替代即期的无风险利率。
在经济复苏时期,对未来盈利预期改善的预期将使得前瞻ERP高于历史ERP,意味着权益相对于债券更高的性价比,反之同理。
除此之外,即便EPS增速保持不变,派息率的变化也会使得前瞻ERP高于历史ERP,更慷慨的派息政策有助于提高股权相对权益的性价比,改善权益相对债券的超额回报。过去十年,欧洲的已实现股息增长率为1-2%,美国为6-7%,日本为7-8%。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美股股权风险溢价和通胀预期、制造业PMI等经济指标紧密相关。股票要求的是名义回报,通胀回升有利于股价相对于债券的回报,只要通胀上行的速度可控。
金融危机后,美股ERP显著抬高,2014年到2016年初,由于投资者越来越担心长期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长期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低迷,5y5y美国通胀预期快速下行至1.5%,10年期美债利率下行至1.4%的低位。与此同时,股权风险溢价维持高位,美股表现落后于债券,一年后美股相对于债券的超额回报远低于股权风险溢价所暗示的水平。
当2017年全球再通胀取代通货紧缩的叙事时,推升债券的期限溢价,同时降低股票的风险溢价。
2017年随着再通胀的乐观情绪开始增强,股票相对债券表现更优(图6)。
从去年到今年初,对低通胀的预期显著压低了国内债券的期限溢价,我们根据ACM期限溢价模型计算了国内十年期国债的期限溢价,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显著破位下行(图8)。
这一方面反映了居民部门的低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反映了供需的技术性因素和机构行为,低通胀预期下大量资金对安全资产和久期的追逐。
这类似于美国在2015-2016年期间,即对结构性长期经济增长停滞和低通胀最为担忧的时期,美债10年期期限溢价不断下降跌至负区间。日本在1990年代和欧洲在金融危机后也有类似的资产表现特征。
今年年中以来,国内债券的期限溢价已经明显抬升,我们预计通胀预期的回升将继续支撑股票相对债券的表现。
储蓄率通过两大途径影响股权风险溢价:一是,根据投资-储蓄模型,高储蓄率必然对应更低的均衡实际利率;二是,大量消费者行为模型表明,较高的储蓄倾向与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密切相关。
相对较高的家庭储蓄率反映了与医疗成本、退休和教育相关的高个人风险,因而风险厌恶程度较高,这可以同时解释低中性利率(国债收益率)和高股权收益率,即偏高的股权风险溢价。
从全球来看,各国广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西欧和北美的广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25%以上,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而低收入国家的占比不足3%。
中国的家庭部门储蓄率较高,是由结构性因素——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完善,和一系列周期性因素共同导致的。2023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1%,低于经合组织(OECD)20%的平均水平,法国等高福利国家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更是高达31.5%,随着收入增长,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有进一步逐渐完善的空间。
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较高,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将致力于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并调整激励措施以促进消费,这将逐渐减少预防性储蓄,改善居民部门风险偏好,并推升权益相对债券的表现。
根据上文资产定价理论,股权风险溢价由波动率和风险偏好构成,资产波动率的上升会推高股权风险溢价,相反,波动率降低有助于股权风险溢价的降低,即推升股权相对债券的表现。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大缓和时期宏观波动率下降,以及“美联储看跌期权”明显延长了经济周期并降低了波动率。政策看跌期权例如“特朗普看跌期权”也有助于降低今年以来美股的波动率和期限溢价。
二战结束前,美国宏观波动很高,因此股票的投资价值被认为较低,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权益风险溢价。二战后,宏观波动性的下降支持了股票相对于债券的重新估值。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随着通胀波动性的大幅上升,股票性价比再次有所下降。199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时代的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波动率进一步下降,通胀的下降同时带来了“美联储看跌期权的回归”,美股风险溢价急剧下降。
去年9月24日,政策托底A股明确了市场的底部,政策的确定性降低了A股的不确定性。今年9月22日金融三部门一把手集体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提及A股波动率。
“十四五”期间,A股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上证综指年化波动率15.9%,较“十三五”下降2.8个百分点。
中长期资金的负债端稳定,能够进行更为长期的投资。例如社保基金在2005年、2008年、2010年、2016年市场低位之际加仓,在2007年市场严重高估的时候降低权益类资产比例。
此外,传统以配置债券为主的中长期资金入市,有助于打破相对割裂的权益和固收市场,推动权益风险溢价向更加合理的区间回归。
我们认为走出低通胀的周期性利好,以及降低储蓄率、A股波动率、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看跌期权、提高派息率等结构性制度设计,均有助于改善长期A股相对债券的超额回报。
更广泛的,如果我们将股权风险溢价与信用利差、房地产租金回报率等其他大类资产的风险溢价去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大类资产的比价模型。
在第一部分的资产定价理论中我们提到,股权风险溢价、信用利差和期限溢价分别反映了股权、信用债和利率债的风险溢价。从美国来看,美债企业信用利差和股权风险溢价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而A股ERP和中债企业信用利差之间的走势表现出一定的割裂,如图11和图12所示。
中国企业债利差和股权风险溢价之间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的负相关性,进一步推升了信用债作为对冲组合风险的配置需求,类似于美国利率债在大缓和时期,作为对冲权益风险的配置需求上升,美债的期限溢价不断被压缩,而在中国则表现为期限溢价和信用利差同时被压缩。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中美企业信用利差和股权风险溢价表现出不同相关性的原因。
例如美债信用利差的高峰发生在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页岩油危机、新冠疫情期间,而后随着经济增长的改善而修复,与美股ERP的走势表现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
而我国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的极致压缩更多的原因在于债券市场的供需失衡,而非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
资产荒背景下过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资产,导致信用利差长时间保持低位震荡。
除此之外,在我国的信用债市场中,一部分主体的经营状况不仅仅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也受到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信用债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信用债市场表现出了很好的风险回报比,从波动率来看,明显低于美国和欧洲投资级信用债同期大约4%-5%的波动率,过去十年,中国信用债市场的波动率在2%-3%之间,
与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波动率几乎相当,AAA级和AA级别的信用债波动率在2.5%左右,风险回报比率好于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从收益的稳定性来看,即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信用债市场也录得正收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用债市场不同。
高回报风险比除了反映出较低的违约率之外,也和摊余成本法的记账规则相关。2022年末赎回潮中,摊余成本法理财产品受益于低波动、稳收益的优势,但此后热度也逐渐消退。
随着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的长期规模持续压降,我们预计其对居民部门资产配置偏好的影响也会下降。
对于权益资产来说,未来的企业和盈利是相对不确定的,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更大,而信用债所要求的票息和未来违约的预期损失准备是相对确定的,更高的经济增长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不会提高票息或预期的回报。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预期的不断改善,对于权益和信用债而言的影响有所区别,权益的预期回报没有上限,而信用债当违约预期降至很低时不会再改善,其预期回报存在上限,即票息率。
如我们在第一部分股权风险溢价的计算部分所提到的,在预期的经济增长明显改善(走弱)时期,历史ERP模型会低估(高估)实际的股权风险溢价,从而进一步扩大股权ERP和信用利差之间的分歧。
一般而言,权益资产估值所对应的久期较长,美国信用债的发行久期也相对较长,因此我们通常用股权收益率或美国信用债收益率减去10年期美债和中债的利率,而中国信用债的久期相对较短,我们更多地以三年期国债的利率作为基准。十年期和三年期国债之间区别在于期限溢价,而在经济和通胀的下行期间,期限溢价往往走低,导致中国A股的股权风险溢价相比信用债利差更高一些。
中国通胀和经济增长修复的速度和力度弱于预期,反内卷对通胀的推升效果弱于预期,导致通胀持续低迷甚至进一步通缩。
中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弱于预期,储蓄率进一步上升,而投资率进一步下降,导致实际安全利率进一步被压低,而进一步推升各类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
其他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压低股票波动率、提高派息率的政策推进弱于预期。
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动能弱于预期,若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低迷,引发失业上升和消费下降的负反馈循环,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的外溢影响。
美国AI商业落地难以盈利,导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并引发美股和美国经济的大幅走弱。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股债风险溢价反转条件——大类资产配置系列研究(6)》bwin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