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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解析消费、投资与产能过剩
发布时间:2025-10-17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敏接受新青年馆的访谈内容整理,原文发于新青年馆。  理解宏观居民消费行为,需先回归经济学理论根基。新古典宏观增长模型揭示,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决策始终围绕收入和支出展开,而收入的两大流向——消费与投资,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  从支出法视角看,GDP由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若暂不考虑净出口这一变量,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敏接受新青年馆的访谈内容整理,原文发于新青年馆。

  理解宏观居民消费行为,需先回归经济学理论根基。新古典宏观增长模型揭示,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决策始终围绕收入和支出展开,而收入的两大流向——消费与投资,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

  从支出法视角看,GDP由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若暂不考虑净出口这一变量,宏观上一国经济体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与投资这两项支出。而决定这两项支出的相对比例,在于二者的相对价格,其本质是资本投资回报率。投资本质上是未来的消费。因此,资本投资回报率越高,就意味着未来消费品的价格相对越低,人们就更愿意投资以增加未来消费。那反过来也是如此。所以说从理论上来讲,资本投资回报率越高,那么经济体当下的消费率就会越低。回到日常生活,你预期房价会涨,你会去买房,从而减少今天消费。在经济学视角中,买房并非消费行为,而是投资支出,这正是资本投资回报率影响消费决策的典型体现。

  从数据规律来看,随着经济从低收入增长到高收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共性趋势,中国亦不例外。数据显示,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自2010年起进入下行通道,而消费率则随之呈现反向变动:投资回报率上升阶段,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回报率回落阶段,消费率逐步回升。具体而言,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34%,截至2023年已回升至39%,但即便如此,在全球人口超800万的经济体中,中国居民消费率仍处于倒数第一,系统性偏低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

  除资本投资回报率外,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率的另一核心变量。在经济学异质性模型中,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决策差异显著,而收入水平是决定边际消费倾向的首要因素。基于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CHIPS微观数据库的研究显示,将农村与城市家庭按收入高低划分为五等份后,无论城乡,收入与消费率均呈明确负相关:收入越高,消费率越低。其中,农村收入最低的40%家庭消费率超100%,处于入不敷出状态;城市收入最低的20%家庭消费率也达到100%,收入完全用于基本消费。

  这一数据背后的逻辑:经济体收入差距越大,整体消费率往往越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多用于投资;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若通过收入再分配将高收入群体部分收入转移至低收入群体,这部分资金会从投资转向消费,从而提升宏观消费率。从中国实践看,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短暂下降,随后随经济发展逐步扩大,2010年左右出现拐点,开始平缓甚至略有下降,这与消费率在2010年后的回升形成呼应,进一步印证了收入差距的影响。

  然而,上述两个全球通用变量仍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消费率偏低的现状,体制性因素的作用同样关键,其中税制结构的影响尤为突出。税制既决定消费与投资的相对价格,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核心工具。中国名义消费税主要针对高档商品(如手表、酒类),但从经济学视角,商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进口税、出口退税等均应纳入广义消费税范畴。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税收中51.5%属于广义消费税;而投资税(包括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及投资品交易税)占比仅33%多。这种“重消费征税、轻投资征税”的结构,客观上抑制了消费意愿,助推了投资扩张,成为消费率偏低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普通消费者对税收感知不明显,源于中国商品普遍采用含税定价模式。以增值税为例,虽由生产者缴纳,但根据税收转嫁理论,税负最终通过价格机制由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承担。这种“隐性征税”使得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难以直接察觉税收存在,却实际通过价格承担了税负。

  当前,房地产低迷、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增收压力加大,降低消费税的可行性成为焦点。从政策逻辑看,降低中低收入群体日常消费品税率,能直接提升其可支配收入——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新增收入大概率用于消费,可有效拉动整体消费。例如,美国对食品免征消费税,而中国食品加工行业增值税税率为13%,若降至6%或3%,将显著减轻低收入群体负担。同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能辅助提升消费率:将部分乡村振兴、农业生产补贴资金转向农村消费补贴或农民社会保障,可更直接地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不过,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兼顾财政可持续性,短期内宜采取渐进式策略,优先调整民生商品税率。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中,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协同力量。从长期视角看,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仍是投资——经济体未来的产出能力,本质上取决于当前投资规模与效率。今天的投资会转化为明天的资本存量,而资本存量增长与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升,共同构成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例如,企业当下建设的工厂、研发的技术、购置的设备,都将在未来形成实际生产能力,为GDP增长提供支撑。

  但在短期,消费的重要性尤为凸显。短期内,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与技术水平基本给定,因此存在“潜在GDP”与“实际GDP”的差异:潜在GDP是充分就业、产能完全利用时的产出,实际GDP则是现实中的实际产出。当实际GDP低于潜在GDP时,意味着产能闲置、资源未充分利用。以手机制造业为例,某企业月产能1000部,因需求不足仅售出500部,产能利用率仅50%,此时消费不足便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政策刺激消费,可有效消化闲置产能,推动实际GDP向潜在GDP靠拢,实现短期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还面临投资效率偏低的突出问题。部分投资项目因决策失误、市场判断偏差、行政干预过多,未能转化为有效产能。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GDP,盲目上马工业或基建项目,缺乏市场规划与技术支撑,投产后产品无人问津或效益惨bwin官网淡,既浪费资源,也间接影响消费率提升。这种现象与部分国企决策机制、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导向密切相关,需通过深化改革逐步破解。

  关于民营企业与居民收入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民营企业弱势导致收入偏低”,但从经济学理论看,这一判断并不全面。劳动者收入本质上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民营企业、国企、外资企业及政府部门均为需求方,共同影响工资水平。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工资会趋向劳动力边际产出,即收入由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决定,而非单一由企业所有制性质决定。因此,分析居民收入问题,需从劳动力供求平衡、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等多维度切入,而非简单归因于民营企业地位。

  当前,“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带动”已成为社会共识,但需避免走向“重消费、轻投资”的极端。消费与投资相辅相成:消费增长为投资提供市场需求,引导投资方向;合理投资则提升生产能力,为消费增长奠定物质基础。未来,中国经济需在保持合理投资规模、提升投资效率的同时,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优化消费环境、破除消费限制,如部分城市的汽车摇号、住房限购等手段,释放消费潜力,实现二者动态平衡,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挑战,在光伏、钢铁、煤炭等行业表现尤为明显。以光伏行业为例,十年前便曾出现产能过剩,如今问题再度凸显:一些龙头企业产能利用率走低,行业协会呼吁自律减产,但效果有限,部分企业仍扩产,导致内卷加剧、盈利承压。

  从经济学视角看,解决产能过剩的最优路径是依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产能过剩会引发价格下降,成本高、效率低的企业因亏损退出市场,行业产能逐步收缩至供需平衡。这种市场出清机制能实现资源向高效企业集中,提升行业竞争力,是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但在中国实际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作用受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制约。部分地方政府为维护经济稳定、保障就业、保护本地上市公司,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方式,救助本该退出的“僵尸企业”。例如,某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若面临倒闭风险,地方政府会“输血”维持其运营,短期虽保就业与经济数据,但长期延缓行业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

  与2015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相比,当前光伏行业去产能面临不同挑战。2015年主要通过行政关停手段,结合环保政策淘汰小规模、高污染产能,关停大量小型钢铁厂,部分产能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种方式见效快,但存在简单粗暴、冲击就业等问题。

  当前光伏去产能进展缓慢,原因有二:一是光伏产业链长、就业人数多,且与“双碳”目标紧密相关,地方政府担心企业倒闭影响经济、就业与新能源发展,救助意愿强;二是光伏技术迭代快,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乐观,认为成本下降将扩大需求,不愿轻易退出。

  不过,市场力量仍在发挥作用。部分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开发球形硅材料、钙钛矿多层光伏面板等新产品,以技术优势突破同质化竞争。但光伏行业创新门槛较低,成果易被模仿,仅靠技术创新难以短期解决产能过剩。

  要根本解决产能过剩,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破除地方保护,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让低效产能顺利退出;另一方面,加强产业政策引导,通过完善行业标准、推动技术创新、拓展应用场景,引导行业向高质量转型,扩大需求消化过剩产能。唯有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结合,才能实现行业健康发展。

  对于过剩的产能,全球产业转移始终遵循“就近转移、成本导向”的规律,这一规律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反复印证。工业革命后,全球产业转移路径依次为:英国→欧洲大陆→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中国凭借14亿人口(规模相当于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人口总和)、低成本劳动力、稳定政治环境、良好营商环境及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吸引全球产业集聚,制造业GDP占比最高时达全球31%,成为“世界工厂”。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当前,转移的首要目的地是东南亚——东南亚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相似,人均收入远低于中国,且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过去十年,越南、印度人均GDP实现翻番,印尼、越南人均GDP接近5000美金,泰国达七八千美金,马来西亚超1万美金,展现出承接能力。

  预计未来10-20年,当东南亚人均GDP达1万美金左右,产业将继续向次一级目的地转移,可能是南亚大陆与非洲。但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引发“非洲是否会错过产业转移”的担忧——若自动化大规模替代劳动力,非洲可能失去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不过,从当前技术水平看,人工智能主要替代白领工作,对电工、汽车修理、服装裁剪等蓝领工作替代有限。而且非洲劳动力成本极低,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工人月薪仅三四百人民币。最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在生产端替代劳动力,但却无法替代人的需求。非洲大陆有15亿人口,这些人口所产生的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形成庞大的本土市场,若当地政府实施合理产业保护政策,仍有望吸引企业投资。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特点鲜明:因非洲物资短缺,一些商品价格远高于中国,企业投资多面向本地市场,而非出口。但非洲国家政府更希望外资企业开展出口导向型投资,以赚取外汇——非洲国家普遍面临外汇短缺,货币贬值压力大。

  从2025年7月实地考察情况看,坦桑尼亚与南非的发展差异显著。坦桑尼亚作为低收入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类似中国80年代,但经济有活力,人均GDP扣除货币贬值因素后仍增长,基础设施比如达累斯萨拉姆机场道路,虽拥堵但较十年前改善;南非曾为发达国家,如今以美元计价的GDP负增长,货币大幅贬值,经济下滑与矿产价格下跌、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腐败严重相关,但私人部门发达,大城市基础设施水平高,城乡差距悬殊。

  总体而言,全球产业转移的核心逻辑仍是“成本与效率”,中国不断发展高端制造业,未来东南亚将承接一部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洲则需在技术变革中抓住机遇,通过政策优化与能力建设,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中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明确目标,从当前发展态势看,碳达峰有望提前实现,这一判断基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尽管光伏制造环节面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推动成本大幅下降——当前光伏每度电成本仅一毛多,低于火电,这一优势刺激光伏电站建设爆发式增长。2024年一年光伏新增装机量高达278GW,是2019年的9倍。风电行业同样迅猛,山西、新疆、内蒙古等风资源丰富地区的大型风电基地持续推进,2024,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已接近20%,较15年前的“几乎为零”实现跨越式增长。

  电力市场化改革为新能源消纳提供了制度支撑。以山西为例,自2021年4月启动电力现货市场改革后,白天风电、光伏高发期,全省大部分电力来自新能源,火电机组承担调峰任务——改革后火电启停次数增加、发电量占比下降,极端情况下部分时段电力可完全依赖新能源,展现出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潜力。

  但需明确,火电仍将长期发挥作用。风电、光伏受自然条件影响,发电具有间歇性,无风、无光照时发电量骤降,当前储能技术尚未突破成本与容量瓶颈,火电作为调峰电源,能在新能源供电不足时快速补能,保障电力系统稳定,是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重要支撑。

  未来能源结构转型需多维度发力:一是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提升风电、光伏转换效率,降低成本;二是突破储能技术瓶颈,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三是完善电网建设,优化调度机制,增强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适应性;四是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引导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向清洁能源转型。同时,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升级——光伏推动硅材料、逆变器技术进步,风电促进风机轴承、控制系统创新,新能源汽车带动动力电池、电控产业壮大,这些升级不仅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力,还将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为经济转型注入动力。

  从长期看,能源结构清洁化、低碳化是必然趋势,但这一过程需循序渐进,平衡发展与稳定、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才能为“双碳”目标实现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