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导向,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开放与数智化双轮驱动,及聚焦战略并购、资源重置等系统变革实现根本性跨越...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的历史交汇期。基业昶青坚持全球视野与历史眼光,通过构建跨周期、跨区域的宏观经济基准参照系研判,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深层次结构性变革期。
支撑过去四十余年民营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即主要依赖土地资产信用扩张、人口红利释放及初级全球化红利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其边际效用已触及物理极限,面临必然的范式转换。
▪ 破除旧动能:必须深刻认识到,依靠高杠杆铺摊子、博弈监管套利的“野蛮生长”模式,其边际产出已趋近于零,部分高负债领域甚至出现资产价值的实质性减损。
▪ 培育新动能:必须紧紧扭住“新质生产力”这个牛鼻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系统性跃升、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位势攀升,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完成从要素红利向创新红利的关键一跃。
这不仅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生存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一招。民营经济必须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能级的格局迈进。
借鉴麦肯锡的实证研究并基于基业昶青数据中台 (iSTRATEGING) 对3,000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深度穿透分析发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绩效分布并非温和的正态分布,而是呈现出典型的幂律分布特征。这并非市场的无序波动,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规律。
位于曲线顶端的领军企业,虽数量占比仅一成,却截获了全行业90.4%的经济增加值。该类企业多为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链主”企业或专精特新“小巨人”。其研发强度普遍超过8%,资产负债表稳健,掌握全球产业链定价权,是新质生产力的具象化载体,也是实现民营资产价值增长的主力军。
广大处于中间梯队的民营企业,受制于同质化竞争加剧与成本刚性上升,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其资本回报率 (ROIC) 长期徘徊在资本成本 (WACC) 附近,处于盈亏平衡的临界点。历史数据的基准参照系表明,若缺乏根本性的战略调整,该梯队企业在十年内跃升至行业头部的自然概率仅为8%。在存量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若不进行刮骨疗毒式的变革,绝大多数企业将面临平庸化甚至边缘化的风险。
处于底部的企业,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与低效资产,实质已丧失自我造血能力。在“十五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这部分低效无效资产将面临市场化、法治化的出清与重组,这是腾挪资源空间、实现“腾笼换鸟”的必由之路。
为打破“中等收入陷阱”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投射,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非连续性跨越,本报告提出“十五五”期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框架:
▪ 一核统领:坚持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为核心指挥棒。要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将TFP作为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标准。通过生产率革命,利用数智技术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 双轮驱动:一是借力高水平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单纯的产品输出转向技术标准与资本输出,构建安全可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二是发力数智化赋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重塑管理范式与生产流程。
▪ 五大战略抓手:基于实证研究,唯有实施力度达到特定阈值的系统性变革,方能扭转发展颓势。一是实施程序化并购。聚焦主业,利用市场调整期开展强链补链,提升产业集中度。二是推进资源动态配置。打破内部利益固化藩篱,每年强制引导超过50%的资本向新动能领域集聚。三是强化关键领域投入。在核心技术攻关上实施“饱和式”投入,确保投入强度大幅领先行业平均水平。四是深化全员生产率变革。对标国际一流,推动人效与能效的跨越式提升。五是重塑差异化竞争优势。摒弃价格战思维,通过技术创新构建品牌壁垒,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
基业昶青坚持全球视野与历史眼光,运用外部视角审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非周期性的波动,而是增长动力机制的根本性重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Kα·Lβ) 的参数剧变,揭示了这是一场涉及增长动能、国际格局与内需结构的深层次范式变革(图1)。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剖析,民营企业的增长逻辑正面临从“资本深化”向“技术跃迁”的深刻转变。这既是客观规律的制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过去四十年,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然而,人口发展新形势表明,这一要素禀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 供需关系逆转:“十五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将呈下降趋势,预计年均净减少约700万人。这意味着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进行规模扩张的粗放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将由正转负(拖累约0.6个百分点)。
必须加快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冲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的深入,资本要素的驱动力正在减弱。
▪ 效益预警: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显著上升表明,同样的资本投入带来的GDP增量正在减少。传统的依靠高负债、铺摊子拉动增长的模式,其边际效用已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风险。
▪ 信贷资源约束:金融资源将更多流向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领域,缺乏硬资产抵押和核心技术支撑的传统低效产能,将面临融资渠道收窄的现实挑战。
在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受限的背景下,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至关重要。
▪ 核心地位:TFP的提升直接体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业昶青的模型测算表明,要实现2030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从当前的约30%大幅提升至50%-60%。
▪ 实践要求:这要求民营企业必须摆脱对传统要素投入的路径依赖,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坚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通过对标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经济转型期的历史经验,为我国民营企业穿越周期提供镜鉴。
▪ 历史教训:上世纪90年代,日本部分企业试图掩盖不良资产、维持僵尸业务以熬过周期,导致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
▪ 成功经验:丰田、索尼等企业则通过全球化布局和精益管理,主动出清低效资产,成功穿越周期。
▪ 启示:必须强化底线思维,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要坚决遏制新增债务风险,有序化解存量风险,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
▪ 成功路径:面对外部竞争,德国企业拒绝盲目多元化,而是数十年如一日深耕细分领域,在数控机床、精密仪器等领域建立了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
▪ 启示: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不求大而全,但求强而精。通过强链补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供需两侧将呈现新的结构性特征,这对企业的供给适配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 高端消费:对高品质、个性化、科技感产品(如精准医疗、低空经济)的需求持续增长,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大众消费:理性消费回归,追求极致性价比,对供应链效率提出了极致挑战。
▪ 结构性机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涉及适老化改造、康养服务的“银发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极,预计市场规模将达20万亿级。
▪ 产能结构性过剩: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偏低,行业陷入低水平价格竞争。
▪ 体制机制惯性:部分企业仍抱守旧有模式,未能在新兴领域取得突破,反而背负了沉重的旧产能包袱。这种体制机制惯性严重阻碍了新动能的培育。
必须以此为契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等方式,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腾笼换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腾出空间。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如果说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是“外部气候”的剧变,那么民营企业内部价值创造能力的极度分化,则是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水区的直观体现。为精准把脉“十五五”期间民营经济发展的真实质量,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摒弃易受短期会计准则粉饰的传统利润指标,基业昶青采用“经济增加值 (EVA / Economic Profit) ”模型,对3,000家规模以上重点民营企业进行了深度穿透分析。
研究发现,当前民营经济运行呈现出触目惊心的“效益分化曲线”特征,产业价值链的“二八定律”效应愈发显著。绝大多数企业仍受困于“路径依赖”,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体制性僵化,导致新旧动能转换迟滞;其战略规划多流于的增长幻觉,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正视这一残酷现实,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产业梯队跃升的前提。
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必须厘清“做大”与“做强”的辩证关系。传统的营收规模指标已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竞争力,甚至掩盖了低效扩张带来的风险累积。因此,我们引入经济增加值 (EVA) 作为衡量企业全要素价值创造能力的根本标尺。
▪ 核心逻辑:只有当企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 (ROIC) 跑赢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时,企业才真正创造了社会价值。反之,即便账面盈利,实质上也是在侵蚀股东权益、浪费社会信贷资源。
▪ 政策导向:EVA是检验企业是否真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试金石。正的EVA代表了创新驱动带来的超额收益,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溢价;负的EVA则暴露了落后产能对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无效占用,是供给侧改革必须切除的“病灶”。
将样本企业2021-2025年的经营数据代入模型,我们绘制出一条呈现极端幂律分布特征的S型曲线——此即“产业价值链分化曲线) 。这深刻揭示了在存量博弈背景下,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后的必然格局。
▪ 运行特征:位于曲线家) ,其年均EVA高达15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表明,这极少数企业截获了全样本90.4%的价值创造总额。
▪ 战略地位:它们多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链“链主”企业或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它们不屑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 (R&D占比普遍8%) 构建技术壁垒,掌握了行业定价权和话语权。其资产负债表稳健,具备极强的自我造血能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二是中部承压区 (Middle 60%) :传统动能依赖区与“温水煮青蛙”
▪ 运行特征:曲线中段漫长的平坦区域。这60%的企业 (约1800家) ,其EVA长期在零轴附近徘徊,处于“不死不活”的胶着状态。
▪ 主要矛盾:其平均资本回报率仅为4.2%-5.5%,勉强覆盖债务成本,处于“保本经营”的边缘。这部分企业多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深陷同质化竞争的红海。
▪ 风险研判:这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微观映射。企业犹如温水中的青蛙,习惯于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缺乏敏感度。若不进行彻底的转型升级,在要素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下,极易滑向亏损边缘,沦为无效供给。
▪ 运行特征:曲线左侧深陷水下的部分。这30%的企业 (约900家) ,年均毁灭价值高达4亿元人民币。
▪ 总量警示:数据测算显示,该区域每年造成的社会财富减损总额达1.2万亿人民币。这类企业通常债务高企、周转迟滞,实质上已丧失自我造血功能,属于必须出清的低效无效产能。
▪ 处置建议:这部分企业构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点。在“十五五”期间,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决予以出清或重组,防止其持续挤占宝贵的信贷与土地资源,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如果说“产业价值链分化曲线”反映了当前的静态结果,那么“路径依赖”效应则揭示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弊端。
▪ 规划的“高大上”:每年年初预算,企业往往描绘出一条昂扬向上的增长曲线,寄希望于通过微调实现翻盘。
▪ 执行的“脏乱差”:年终实绩却屡屡不及预期,导致次年不得不下调基数,再画一条新的曲线。
▪ 实质判断:多年数据叠加形成了一条杂乱无章、波动向下的轨迹,形似长满茸毛的后背。这深刻反映了部分企业变革空转、转型升级口号化的严峻现实——年年喊转型,年年原地踏步,陷入了积重难返的怪圈。
▪ 资源配置碎片化:数据显示,超过90%的企业,其年度预算调整幅度极小 (3%) ,呈现出明显的“撒胡椒面”特征。为了平衡内部各方利益,资源往往被平均分配,导致重点不突出、战略不聚焦。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实质上是对低效部门的纵容,是对创新部门的扼杀。
▪ 新旧动能转换滞后:在“十五五”攻坚期,大量资金、人才仍被固化在传统制造、地产关联、低端贸易等存量业务上,难以向潜力培育型业务及数字经济等增量领域有效流动。这种体制机制惯性,导致“僵尸企业”长期吸血,“新质生产力”幼苗却因营养不良而夭折,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企业咨询实践中,我们审阅了大量民企的战略草案,发现普遍存在脱离实际、盲目乐观的倾向,形成了所谓的“J型增长幻觉”。
▪ 近期(第一年):以调整期为由压低指标,强调客观困难,实则是为了留有余地、降低考核难度,存在明显的“藏业绩”行为。
▪ 远期(后四年):毫无根据地预测业绩将呈指数级爆发,画出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或所谓的奇迹,实则是为了迎合董事会预期、博取短期信任。
▪ 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战略制定未坚持底线思维,未充分考量宏观环境的复杂性与严峻性,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
▪ 短视主义倾向:职业经理人与实控人之间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风险。为了追求短期绩效与职位安全,往往制定不负责任的长期目标,导致战略制定沦为数字游戏。
▪ 决策科学性不足:缺乏严谨的跨周期外部对标,仅凭拍脑袋决策,导致战略与资源能力严重脱节。
基于基业昶青全球长周期数据的基准参照系,我们测算出了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客观概率。这一数字为当前的改革攻坚敲响了警钟。
▪ 统计规律:对于处于产业链中下游 (中游60%) 的企业,在未来十年内,能够成功跃升至行业头部 (Top 10%) 并站稳脚跟的概率,仅为8%。
▪ 下滑风险:值得警惕的是,若不进取,其滑落至尾部风险区 (30%) 的概率高达35%。
▪ 形势研判:这一组数据深刻揭示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战略危机感。在存量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维持现状就等同于慢性自杀。
数据表明,要打破“8%的宿命”,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绝不能依赖修修补补式的微调,必须进行非连续性的跨越式发展。这要求企业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深化变革。坚决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实施一系列力度大、举措实、触及灵魂的“系统性变革工程”,重塑企业的肌体与基因。
唯有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重围,实现发展能级的跃升。这不仅是企业的生存之战,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对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的深刻洞察与“产业价值链分化曲线”的量化研判,基业昶青认为,“十五五”期间民营经济发展已进入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攻坚期。面对传统动能减弱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双重挑战,单纯依靠修修补补式的微调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为有效破解“8%跃迁胜率”的发展瓶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顶层设计,将基业昶青实证研究验证有效的关键举措,转化为贯彻落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五大攻坚战”,制定一套目标量化、任务具体、约束刚性的行动纲领,指导民营企业在深层次结构性变革中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长期以来,部分行业存在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小散弱”特征。企业在并购重组上存在两极分化倾向:一方面是缺乏长远规划的盲目跨界,导致主业空心化;另一方面是固守单打独斗的封闭思维,在技术迭代加速期错失整合良机。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十五五”期间,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开展程序化、系统性的兼并重组,实现集约化发展。
▪ 强化“链长”引领作用: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强链补链”工程,聚焦产业链断点、堵点,通过并购整合上下游优质资源,提升产业集中度。
▪ 有序推进技术整合:坚决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并购重心从“做大规模”转向“获取技术、人才与专利”,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 实施频次:建立常态化并购机制,原则上领军企业每年应有序完成2-3笔强相关领域的实质易,防止“突击式”并购带来的消化不良。
▪ 整合规模:在“十五五”及未来一个时期(10年维度),企业累计完成的交易市值规模应达到自身市值的30%左右,以确保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注入。
▪ 风控红线:严控单笔交易风险,单次并购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防范高溢价商誉减值风险。
当前,部分企业内部存在严重的部门利益固化现象,资源分配沿袭“基数+增长”的惯性模式,导致大量宝贵资源被锁定在低效、无效领域。这种“撒胡椒面”式的配置方式,使得新兴业务缺乏足够支持,传统业务却由于过度输血而延缓出清,形成了阻碍高质量发展的“堰塞湖”。
必须建立“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动态资源配置机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实施资产负债表重构。
▪ 推进“腾笼换鸟”:坚决剥离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加快处置“僵尸业务”,将回收的资金、土地、能耗指标优先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
▪ 建立内部资本市场:发挥公司总部的宏观调控作用,打破板块间的资金壁垒,实现资源在全公司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 重配力度:设定资源置换硬指标。在未来10年周期内,必须有超过50% 的资本支出从传统动能板块转移至新动能板块。
▪ 动态调整:建立年度预算调整熔断机制。若某业务单元年度资源重配率低于10%,应视为变革停滞,需启动复盘与调整。
在部分传统制造领域,存在严重的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问题,而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的投入却相对不足。这种投资结构的扭曲,加剧了供需失衡,降低了投资回报率。
▪ 严控新增产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对于产能利用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领域,原则上不再新增单纯扩大产能的投资。
▪ 实施饱和式投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产业命脉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要集中优势资源,实施“压强原则”。通过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投入,快速构建技术壁垒和规模效应。
▪ 投入强度:在选定的关键技术攻关领域,企业的资本开支强度(Capex/Sales)必须达到行业中位数的1.7倍以上,以确保在技术竞赛中形成压倒性优势。
▪ 研发占比: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科技型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原则上不低于8%-10%,确保创新链条不断裂。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和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当前,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到决策与生产的核心环节,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缓慢,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
必须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
▪ 深化数实融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从“机器换人”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 强化绩效考核:建立以“亩均效益”、“人均产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倒逼内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 提速目标:企业的生产率(人效或能效)改善速度,必须处于行业前30%的分位。
▪ 刚性要求:若行业平均人效年均提升2%,企业必须确保达到5%以上的提升速度。唯有跑赢行业平均水平,才能在成本刚性上升的环境中保持生存空间。
当前,我国部分民营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参与竞争,不仅利润微薄,且容易遭遇贸易摩擦和反倾销调查。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企业出海提出了更高要求。
必须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 提升品牌附加值:引导企业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标准输出转变,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构建全球化运营体系:实施“全球本土化”战略。在欧美等发达市场建立研发与品牌中心,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局生产与服务网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 获利能力:差异化战略的成效最终体现在毛利率的结构性改善上。在“十五五”期末,重点业务的毛利率累计提升幅度应达到5个百分点以上。
▪ 价值链位势: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实现从单纯的加工组装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十五五”时期,不仅是时序更替的节点,更是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完成惊险一跃的历史关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四十年依赖高负债、铺摊子、博弈监管套利的“野蛮生长”时代已彻底终结,商业竞争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重构。
数据是冰冷而诚实的预警者。“产业价值链分化曲线%的自然跃迁概率”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每一家民营企业头顶。在存量博弈与深层次结构性变革交织的当下,平庸即意味着退步,守成即意味着出局。对于广大民营企业而言,向新质生产力转型已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可选项”,而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必答题”。
唯有自我革命,方能基业长青。面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核心指挥棒的新常态,民营企业必须摒弃“J型增长幻觉”,保持战略定力,以“一核双轮五举措”为顶层设计,坚决破除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僵化。要敢于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施“饱和式投入”,善于利用程序化并购重塑产业链条,精于通过数智化赋能提升亩均效益,真正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
民营经济强,则中国经济活。展望“十五五”,中国民营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我们坚信,那些能够率先穿越周期迷雾、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的企业,必将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占有一席之地。让我们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拥抱变革,在“破局”中重塑竞争优势,在“重塑”中实现新质生长,共同谱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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