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凭借高资本回报率、强市场扩张性、快用户增长及优周转效率特征，形成对传统经济的增殖优势。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生产剥削”四维分析框架，揭示数字资本三重重构机制：数据要素突破物理约束，通过可复制性实现生产要素虚拟化重组；网络外部性与算法控制形成指数级增殖动力，催生平台垄断临界效应；互联网时空压缩特性重塑资本周转速率与空间边界。研究显示，数字资本通过算法协议等“准制度”形成资本与技术循环的自增强闭环，其“连接价值”体系和“数字时间殖民”机制导致市场权力向平台巨头集中，衍生用户数据隐秘商品化与零工劳动者算法剥削双重异化。研究发现数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数据圈地运动侵蚀生产要素主权、娱乐化剥削消解主体认知能力、算法利维坦架空公共治理权力，并据此提出三维治理路径：监管范式需从反垄断向数据主权保护升级、劳动者权益保障需适配零工经济特征重构、数据要素市场化需建立隐私保护与价值挖掘的动态平衡机制。
数字经济正逐步取代传统工业模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传统经济形态依赖实物资本积累，而数字经济以数据、平台和算法为新的生产核心，由此激发的增殖能力与扩展潜力远超以往。质言之，数字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具有显著的增殖优势。学术界已敏锐觉察到这一点，并展开了多维度的广泛研究：一是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和增殖优势进行了测算和探究，证实了中国数字经济整体呈持续较快增长趋势，发展速度快于GDP，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二是对数字经济增殖优势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创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如朱巧玲、闫境华、石先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指出数字经济没有改变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数据生成过程的所谓产消劳动、玩劳动等，只是使用价值而非价值的创造过程。任保平、王子月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了趋于高科技和知识导向的数字劳动，这种依然作为价值源泉的“活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三是对数字经济增殖优势所形成的垄断效应进行了学理探讨。如王明泽从多边市场提供平台垄断可能、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塑造垄断平台产生、锁定效应提高平台市场准入门槛等方面，揭示了数字经济垄断的形成过程。程恩富、余晓爽则探析了数字经济的数据垄断掠夺方式，包括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基于数据垄断优势需求制造以及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陈兵、方翔等学者则基于数字经济垄断效应的持续性负面影响，指出需要从反垄断法的视角，对数字经济垄断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但与此同时反垄断法不宜泛化使用。综上，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增殖优势的由来、价值创造及其垄断效应等问题展开，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尤其是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大多忽视从数字资本属性出发，对数字经济的增殖优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事实上，数字资本与数字经济的增殖优势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数字资本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其独特属性和运行机制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增殖提供了基础和动力。数字资本凭借其特有的运行逻辑、增殖效率与价值创造方式，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增殖提供了关键动力。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数字经济的显著增长优势的客观事实，对数字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过程如何导致数字经济的规模增长和增殖优势，进行直接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期推进数字经济增殖优势的理论研究，并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
现实表明，数字经济提升了资本回报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突破地理和时间限制，让经济活动更为灵活、即时且全球化。在享受技术红利之时，数字经济也面临结构性挑战。它重塑生产方式与商业逻辑，但也引发新的社会风险，如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关系碎片化加剧以及头部平台市场支配力不断增强。在数字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亟待认真解决的制度与伦理问题。
传统经济模式下，资本回报率与扩张效率受物理世界诸多限制。设备折旧、原材料周期波动以及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等因素，致使传统企业增长缓慢且具有很强的累积性，规模扩张往往需历经十年甚至数十年的稳步投入方可达成。
资本扩张效率是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重要维度，这一效率通常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速度与收益增长的同步性。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扩张往往呈现缓慢的线性特征。例如建设新厂房、完善供应链体系、拓展渠道等，这些过程产生效益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在数字经济中，技术复制与用户扩散成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企业常常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地域、跨行业的指数级增长。Netflix于2010年转型成为流媒体平台，在短短六年时间内就覆盖了190多个国家，近乎触及全球可及范围的极限。迪士尼的Disney+虽说在两年内进入60多个国家，成绩斐然，但却未能重现Netflix当年的扩张速度
。TikTok自2016年上线，短短五年内全球月活跃用户数便突破10亿，这表明其在面临文化壁垒与平台迁移门槛时仍取得了惊人增长。这些事例表明，在数字经济中，用户增长是资本扩张的关键路径，不再需要依靠物理基础设施的增量建设。资本扩张的高效性在市值变动方面也有所体现。如苹果公司2012年市值为5686亿美元，2025年市值上涨到33370亿美元。特斯拉的增长更为迅猛，自2010年上市时的16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的1.13万亿美元，市值增长达50倍。数字资本的非线性增长表明其已脱离传统投资逻辑，这种增长依赖技术杠杆与网络效应，而非物理资产和时间积累。
除了用户增长速度快之外，数字经济企业在市场份额的争夺上也表现出极高的效率。一个典型案例是Shopee，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东南亚电商平台，仅用了5年时间就成了该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商公司，超过了成立更早的Lazada。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Shopee的平均月访问量达到2亿次，超过Lazada的1.83亿次。相比之下，传统零售巨头如梅西百货，自1858年成立以来，花了超过一个世纪才成为美国本土主要的百货商店，而其市场份额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因为电商冲击而出现负增长。2020年，梅西百货宣布将在三年内关闭125家门店，约占总门店数的五分之一。这一策略转变不仅反映了线下渠道的高成本压力，也显示了传统零售在数字化浪潮中的被动性。而Shopee母公司Sea集团（）却利润大涨，2025年一季度总营收达到48亿美元，同比增长29.6%，显示出数字平台在资本市场的高度增长潜力。传统企业增长受限，首先体现在市场渗透率接近饱和上。以可口可乐为例，其产品已遍及全球，其新增用户空间日趋狭窄；而像Shopee这样的平台型企业则能通过技术基础设施迅速进入新兴市场，打开“尚未连接”的用户群体，实现跳跃式扩张。其次是渠道建设成本的悬殊。星巴克若要扩展市场，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建设新门店，拓展供应链、培训员工等，每一步都伴随着高昂的边际成本。相比之下，美团外卖等数字平台则主要依赖线上推广、数据驱动的用户精准投放，以及算法优化下的即时服务匹配机制，从而以极低的单位成本完成用户规模的扩大。
资本周转率是衡量企业资金运作效率的关键指标，与企业扩张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直接相关。在传统制造业里，生产周期、库存积压以及供应链流动性对周转过程多重制约。如汽车制造企业，从原材料采购到整车销售，历时数月甚至更久，期间资金长期处于“冻结”状态。数字经济企业借助平台化技术与实时数据处理，极大地压缩了资本循环时间。以蚂蚁集团为例，其“花呗”“借呗”服务可实现秒级放贷与快速回款，将周期从传统金融体系的数周缩减至数天甚至数小时。根据2020年财报显示，其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2.1万亿元人民币，流动效率极高。传统银行体系与之相比，依然依靠线下网点和人工审批流程，资本流转迟缓。以美国富国银行为例，2021年其贷款审核与发放仍需2至4个工作日，效率明显低于数字平台。
数字经济在加快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深刻重塑了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方式。传统模式下的企业日常运营依赖集中化的实体办公系统，决策链长、沟通成本高。如今，远程办公、云端协作以及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正促使企业向“去中心化协作”转型，Zoom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案例。新冠疫情期间，其日活跃用户数量从2019年的1000万急剧攀升至2020年的3亿。这一现象既是用户习惯转变的体现，也表明数字工具已然成为企业实现全球化运营的基础设施。在数字浪潮的冲击下，众多传统行业被迫加速转型进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供应链的影响》白皮书指出，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后，平均成本下降17.6%，营收增长22.6%。这些数据表明，数字化不只是效率优化的手段，更逐步成为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
在传统工业经济中，企业利润的分配通常沿着较为清晰的路径展开：股东、管理层和一线劳动者按相对贡献共享收益，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也往往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然而在数字经济体系下，这种“利润共享”的格局正日益瓦解。数据资源和平台网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少数高管与资本持有者手中，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平台外围的服务执行者，则被排除在主要分配机制之外。以Facebook（现Meta）为例，2021年公司总收入达到1179亿美元，而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个人财富则超过了12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大量内容审核员（多为外包员工）每小时的薪资仅为15美元。
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催生了一种被广泛称为“零工经济”的新型劳动形态。与传统的长期雇佣模式不同，零工经济下的bwin官网劳动者以独立承包商的身份按需提供服务，不受企业组织体系的直接管理。Uber、Lyft、DoorDash等公司即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在这种体系中，企业将平台作为撮合机制，连接劳动者与消费者，同时将大部分责任从组织内部“外包”出去。以Uber为例，截至2023年，其全球活跃司机数量已超过600万人，月活跃消费者达1.5亿。然而，这一庞大的劳动力系统并未纳入传统劳动法的保障框架。Uber司机被界定为独立承包商，而非正式雇员，因而无法获得医疗保险、养老金、工会谈判权等制度性保障。尽管美国加州曾于2020年试图通过《AB5法案》重构这一分类，将平台司机重新纳入雇员范畴，从而赋予其劳动者权利，但Uber随即通过诉讼、游说与全民投票（第22号提案）联动运作，成功推翻了该法案适用。平台经济所带来的“灵活性”更多地转化为劳动者权利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
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已不再是技术附属物，而是企业运营的核心生产资料之一。围绕数据的收益归属权，至今仍未形成清晰的制度安排，用户作为数据的直接生产者，往往被排除在价值分配链条之外。以谷歌为例，其广告业务长期占据总营收的绝大部分，用户在每一次点击、搜索与路径选择中，都在不断“产出”用于企业牟利的数据资产。但绝大多数用户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直接经济回报，也缺乏对自身数据流向、使用范围和变现逻辑的有效控制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商业模式更强调“明确交易”原则：消费者支付货币，商家提供商品或服务，双方权利义务界限清晰。而在数字平台中，用户往往在免费使用表象下被动“交出”数据，成为平台算法系统的输入源。这种模式虽提高了企业效率，却也模糊了财产权与参与权的边界，使数据生产者被制度性地“排除于利润分享之外”，成为无形的价值供给者。
基于上述比较与评估框架，本文将进一步引入“控制变量”的分析思路。需阐明的是，尽管市场规模的扩大与技术基础的进步是数字经济崛起的关键条件，但这二者并不能完全阐释数字企业在增殖效率方面的卓越表现。相较而言，数字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多重属性更应被视作关键变量。
在剖析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在增殖效率上的差异前，确立一个具备解释力的比较框架是十分必要的。框架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比维度的合理选取：只有选定具有结构性代表性的变量，才能揭示不同经济形态背后的运行逻辑。市场规模、技术基础以及资本形态构成了三个核心的对照维度，其不但涵盖了宏观条件与生产工具的演进，还直接关联到经济体实现价值扩张的基本方式。
市场规模是衡量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差异的重要维度。传统经济体系下，市场拓展常受物理空间的约束。商业网络构建于地理位置、物流能力和线下交易体系之上，企业只能围绕特定区域逐步拓展业务。数字经济则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了这一空间限制，构建起高度虚拟化且全球化的市场架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空间的拓展并不必然转化为更高的增殖效率。传统经济虽受地域限制，但往往通过细分市场策略、稳定供应链管理以及长期维护客户关系来实现稳定持续的价值增长。数字经济的效率优势更多依赖数据驱动、算法分发和资本结构优化。电商平台庞大的用户规模虽提供了潜在收益基础，但其增殖过程更多依靠精准营销、流量转化机制和系统优化能力，而非市场规模带来的自然效益。所以，市场规模尽管是数字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关键优势，却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潜在空间或者操作背景而存在，并非效率跃升的决定性变量。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效率方面拉开差距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市场运作的方式。
技术基础是区分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维度。传统经济主要以机械制造、电力系统以及工业化设备作为技术支撑。与之相比，数字经济凭借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技术为依托，其系统结构具备更强的开放性与可升级性。这些技术能够极大地削减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并且推动生产流程朝着高度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促使服务体系进行智能化重构。进一步说，数字经济能否释放出系统性效率，由资本结构、平台制度以及数据运用机制的整体配合决定。而且，技术的扩散路径并非总是线性、同步的，也不总是具有确定收益的。在不同产业与市场中，技术转化为增殖能力的速度和程度差异巨大，部分技术短期内甚至无法形成规模化经济效应。
传统经济中的资本以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为主，这类资本具有显著的沉淀性与物理性特征。其运作基于长期规划和稳定的市场预期，资金沉淀周期长，投资回报滞后。而数字经济构建了全然不同的资本逻辑。其核心资本形态为平台、算法与数据系统，这些数字资本具备可复制性强、边际成本低、反馈速度快等特征。平台系统初始搭建完成后，其复制几乎不再产生实质性成本，价值增殖过程随即进入高频试错与快速迭代的节奏中。资本投入与收益的时间差大幅缩小，形成“快变—快返”的循环机制。尤其在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情况下，数字资本具有传统资本难以企及的规模外溢能力，其增殖效能不仅体现在速度更快，也体现在范围更广。
数字资本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也与传统资本有本质差异。从数字资本的运行环境可见，其资本运作不再仅依赖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在算法、协议、平台规则中嵌入了一整套自我制定的“准制度”[37]。这些制度虽然并非正式法律，但对资本行为具有强大约束与导向能力，进而优化了资本配置与使用路径，提高了效率。这种非正式制度对资本行为的塑造效果在传统经济中是稀缺的，从而也造成两者在效率上的显著差异。所以，在探讨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增殖效率差异时，数字资本的特殊属性是最值得关注的核心变量。
数字资本的三项特征——无形性、可复制性与网络外部性——共同构成了数字资本不同于传统资本的三重结构动力。它们分别在物理形态、生产机制与价值体系上，打破了传统经济对土地、劳力、原材料等稀缺要素的依赖，为资本积累开辟出全新的路径。
第一，数字资本的非物质形态打破传统资本的物理束缚。首先，数字资本的无形性意味着数字资本不受物理空间的制约。在传统经济中，一台机器无法同时在两地运行，土地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相较之下，数字资本的无形性使其可以跨越时空界限，几乎零边际成本地实现全球流通。其次，数字资本的无形性使得知识产权成为核心的价值体现机制。软件、数据模型、平台架构等本身并不具有物质形态，但其逻辑结构与算法性能却可以形成可计量的资本积累。这催生出以“专利”“源代码”“数据库权利”为核心的无形资产产权制度，与传统对物的占有权形成了对照。
第二，数字资本的可复制性使其边际成本趋零。在传统资本逻辑中，每一单位产出都依赖于对应的资源投入。如机器的使用寿命有限，原材料耗尽即停止生产，工人的体力也无法无限扩张。因此，在边际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传统资本的扩展总受到“递减报酬”规律的制约。而数字资本的可复制性恰恰颠覆了这一规律，使得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而构成指数型增长的技术基础。一款成功的软件产品，其开发阶段需要高昂的初始成本（开发、测试、设计等），但一旦完成并发布，其复制与分发几乎无需额外费用。无论被1个人下载，还是10亿人使用，其边际复制成本趋近于零。这种成本结构大大提高了资本效率，使得少量原始投入可以撬动大规模产出，是平台企业快速占据市场、实现垄断的重要路径。可复制性还使得数字资本能够叠加使用，具有“非竞争性”的属性。
第三，数字资本的网络外部性使其获得了平台垄断与协同增殖的力量。所谓网络外部性，指的是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提升，即“越多人用越有价值”。其一，网络外部性使得数字资本不仅依靠自身技术属性创造价值，更依赖其所嵌入的网络结构、用户关系与生态协同，从而引发平台经济中的强者恒强与自然垄断现象。最直观的例子来自社交平台。一个初创的社交应用即使功能完备，也很难吸引用户，因为其价值来自用户之间的互动与连接。只有当一定数量的用户聚集后，平台的社交效用才会显现。Facebook、微信、WhatsApp等平台之所以能够迅速增长，正是因为网络外部性带来的“临界点爆发”效应。这种效应使得用户越多，平台价值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用户，形成正反馈循环，从而实现快速扩张与市场垄断。其二，网络外部性还推动了数据的“规模驱动”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数据量的多少直接决定算法的训练效果。一个拥有庞大用户基础的平台可以持续收集高质量数据，不断优化模型性能，而缺乏用户的竞争者则陷入“无数据—差性能—少用户”的恶性循环。因此，网络外部性不仅增强了资本使用效率，更成为新资本积累的加速器。数据—算法—用户三者之间构成的飞轮机制，正是数字资本不断自我扩张、自我增强的内在逻辑。其三，网络外部性赋予平台企业以生态主导权，形成数字资本的数字帝国。苹果的App Store、亚马逊的AWS、微软的Azure等，皆通过网络外部性吸引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与终端用户，形成了庞大的协同网络。这种生态模式将第三方资源纳入自身资本扩展轨道，使平台企业能够借助外部力量实现价值外延，从而远远超越传统“企业为主”模式的资本运作范围。其四，网络外部性还催生出一种新的数字资本价值度量方式——“连接价值”。传统经济中，价值来源于产品本身，而在数字经济中，价值更多地体现为连接能力与网络结构中的中心性。平台型企业的估值往往取决于其用户总量、活跃度与用户之间的连接密度，而非其资产规模或利润水平。这标志着资本评价机制的根本性转变，也是金融资本青睐数字平台、愿意高估值收购的根源所在。
在信息技术加持下的资本主义以不可阻挡之势开疆拓土，“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笼罩在它的世界秩序之下。”数字资本作为数字经济中的核心要素，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动力。其多重属性在生产、增殖、流通和剥削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在与传统经济对照时尤为突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当代形态中，就包括数据资本。数据作为数字资本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可无限复制、无损耗的特性，这一去物质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传统物质资源的直接依赖。在传统经济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受到物理限制，其边际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增。然而在数字经济中，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其复制成本几乎为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损耗，从而极大降低了边际成本。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数字技术将真正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数据的这一特性使得数字经济能够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扩张产能。例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迅速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进而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但数据的生成、存储、处理和应用，仍然依赖于大量的物质基础设施，如服务器、数据中心、能源供应等。此外，企业数据的产权保护也值得重视。
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数据的去物质化特征不仅关系到生产的成本，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传统的经济模式中，生产方式的发展主要依靠物质条件，这导致生产效率受到现有物质条件的限制，也诱发了环境污染问题，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未被合理分配和使用。将数字经济引入后，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打破物质资源对生产的束缚。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生产方式发生转变，数字经济也成为扩张产能的新型经济模式。通过数据的流动、分析与优化，企业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生产模式和节奏，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和高效利用，迅速扩张生产规模，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数据可复制、低消耗的特性，数字经济模式显著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不仅加速了经济增长，也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注入了新的动力。数据要素在降低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创新与升级。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的生产组织形态不断涌现，推动经济体系向更加高效、智能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数字经济体系中，资本增殖呈现出依托多维网络效应加速扩张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数字资本主要通过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同质化效应与跨平台效应四条路径实现价值的不断放大。
当用户数量增长带动平台交互密度提升时，平台服务效率与用户体验同步优化，进而引发用户自发扩散与集聚效应。用户规模的裂变增长不仅增强了平台粘性，也加速了数据资产的积累，直接促进了资本的快速膨胀，形成直接网络效应推动资本规模扩张。用户增长催生了配套生态的不断丰富，供应端与需求端的同步扩展使得平台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资源整合与增殖。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政策支持为平台生态提供了外部赋能，使资本在产业链各环节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增殖，形成间接网络效应，实现资本价值叠加。尽管平台间竞争加剧导致内容与服务趋同，但领先企业凭借先发优势、规模效应及用户路径依赖，能够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实现资本的优势固化与规模化扩张。与此同时，创新突破成为打破同质化困境、推动资本持续增殖的重要策略，同质化在一定条件下也助推了资本集中。领先平台通过跨领域资源整合与算法协同，不仅增强了内部运营效率，还在多元生态中实现了资本价值的跨界流动与外溢。在数据流动性革命和数字主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跨平台扩张成为资本增殖新的战略支点，扩展了资本增殖的空间边界。
数字资本通过多维网络效应实现规模裂变、生态构建、优势固化与空间拓展，形成了动态循环、加速积累的增长机制。对这一增殖路径的深入解析，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内在逻辑的理解，并为数字资本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模式下，平台成为促进数字资本实现增殖的重要一环。在平台化发展中，企业可以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吸引大量客户参与，在打破客户地域限制的进程中，形成了庞大的用户群体。随着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用户之间的交往也逐步深入，当用户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平台价值将呈现爆炸式增长，平台的工作效率和便捷度大幅提升。这种平台的数据积累，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加入，在这样的正向循环中，平台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用户和数据，形成强大的市场主导地位，促进数字资本的快速增殖。
数字资本的增殖性还体现在规模经济的放大效应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数字资本成为社会的常用资本，参与数字资本的用户规模扩大，平台企业秉持“走量”的思维，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以规模带动效益。例如，使用数据分析如何优化物流的配送路线、如何提高广告投放效率等。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使平台企业能够在竞争中因前期数据的积累快速了解市场，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进一步推动数字资本的快速积累。平台企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相互交织，形成了强大的市场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仅体现在用户规模上，还体现在对数据资源的掌握上。平台企业在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的过程中，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市场中各类用户的需求和偏好，制定出更有效的市场策略，为下一步计划的精准推进带来极大的优势。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资本的流通性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对资本运转过程的全程精准化时间把控，使数字历法成为社会的基本时间单位，传统的时间模式经历了一场数字化转型，数字时间的加速性、非稳定性建构了全新的数字化时间样态。”互联网技术使得资本能够在数字领域实现近乎瞬时的流通和周转，大幅缩短了资本循环周期。这种高效的资本流通机制不仅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还强化了数字资本的市场支配地位。
数字资本的流通性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数字支付、数据流通三个方面。金融市场中的流通主要是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技术的应用。基于对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金融市场能够更高效地进行交易和结算，进而带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数字支付工具的应用，加速了数字资本的流动，使交易更为快速和便捷。数据也在云计算等大型数据计算方式的加持下，在市场中快速传输和共享，促进数字资本的流通。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资本的高效流通功能不只在于数字经济。由于经济是一个整体，数字资本的发展，也带动和影响了传统经济圈的发展。在数字资本的影响下，若传统经济行业不进行及时调整，将会无法继续在资本的循环中发展。因此，包括传统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圈都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市场策略，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
深处互联网时代，数字资本的流通性还体现在时空压缩中。“新信息技术可以让工作任务分散化，同时即时地在互动式通信网络里协调整合，不论是横跨各洲大陆，或是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楼层。”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即时的流通和配置。这种时空的压缩效应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推动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数字资本具有优越的流通性，但其暗含的剥削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数字平台常常通过算法，对用户和劳动者的行为和喜好进行全景式收集，制定出更有效的营销策略从而进行精准地“投其所好”。这种算法控制提高了平台的广告收入，但显然加剧了用户的信息茧房效应，使用户身处被设计好的网络空间，面对的都是同质化信息，无法接触到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
数字资本的剥削性还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剥削上。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在数字经济中，许多劳动者采取灵活就业方式，他们通过数字平台提供劳务或服务。然而，这些劳动者往往缺乏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他们即使知道平台收取了较高的中介费，但因为只能依靠平台获取信息和客户，他们长期处于被平台企业剥削的状态。此外，数字平台还通过算法对劳动者的服务进行等级划分，顶着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的头衔，强调如果未达到一定标准，就需要延长工作时间或降低劳动报酬，这无形之中牺牲了劳动者的权益。
数字资本的剥削性还导致了劳动异化的隐性扩展。在数字经济下，劳动者和自身的劳动成果缺乏可控的关系。由于受到平台把控，劳动者往往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而必须根据平台的规则进行服务。2025年“3·15”中出现的高额维修费就是这一剥削性的体现。平台收取了过高的中介费，导致维修工只能提高服务费才能获得自己本该拥有的费用。
数字经济的崛起不仅标志着技术范式的迭代更新，更揭示了资本形态演进对价值创造逻辑的深层重构。本研究通过解剖数字资本的无形性、可复制性与网络外部性三重属性，呈现其对传统经济要素稀缺性、线性增长模式与时空约束的颠覆性突破：数据要素的虚拟化重组使生产要素突破物理边界，平台垄断的临界点效应改写市场权力积累规则，而算法协议构建的“数字时间殖民”机制则重塑了劳动过程的价值分配秩序。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的增殖效率优势暴露出其双重性，即技术赋能与权力异化的共生关系。资本通过数据驱动与生态协同实现指数级增殖；算法黑箱对劳动过程的隐形控制、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的资本化掠夺，使得马克思批判的异化现象在数字空间呈现出新形态。这种矛盾性映射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困境：当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深度绑定，效率追求往往以社会公平的让渡为代价。面对这一挑战，政治经济学理论亟需建立数字资本增殖的量化评估模型，揭示其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与垄断形成的阈值条件；探索公有制与数字经济的兼容性方案，在数据主权框架下重构要素分配机制；发展算法权力的制衡体系，通过技术民主化遏制“数字利维坦”的扩张。唯有在技术创新与社会正义的辩证统一中，数字经济才能走向可持续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