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最醒目的标签之一。从钢铁、煤炭到光伏、锂电,再到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如同一个幽灵,在不同行业间游荡。面对这一困局,经济学家余永定提出了一个颇具辩证色彩的论断:宏观层面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所谓过剩更应理解为行业或产品层面的结构性矛盾;由于当期政策只能影响总需求而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供给水平,宏观经济的失衡主要体现为总需求的相对不足。
这一观点在逻辑上看似严谨,实则暗含危险的误读。它用绝对意义这一经济学词典中本不存在的概念,为体制性缺陷寻找遮羞布,将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根源混为一谈,最终可能误导政策走向。
余永定的论证策略颇具迷惑性。他以绝对意义为盾牌,声称宏观层面不存在绝对过剩,因此产能过剩只是结构性的、暂时的。这种论证方式让人联想到用绝对平均主义和绝对两极分化来否定基尼系数的警示意义——当基尼系数达到0.493时,若仍以绝对意义上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来自我安慰,那不是辩证法,而是变戏法。
经济学从来不讨论绝对状态。0.4是基尼系数的安全线是警戒线,这些相对指标才是政策关注的焦点。同理,产能过剩的判断标准从来不是绝对过剩,而是产能利用率、库存水平、利润率等相对指标。当这些指标持续恶化,企业普遍陷入亏损、裁员、降薪的困境时,再去争论绝对过剩是否存在,无异于在泰坦尼克号上讨论冰山是否绝对致命。
余永定的核心论据是:供给由前期投资决定,当期政策只能影响总需求,因此短期出现产能过剩是时间差造成的自然现象。这一观点隐含了一个致命假设:前期投资是理性的、有效的,只是时间错配导致了暂时的供需失衡。然而,这一假设在中国语境下恰恰是最值得质疑的。
生产与需求从来不是静态的对应关系,而是滚动的接续过程。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投资信号来源于价格机制和利润导向,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产能。如果出现了产能过剩,那必然是投资信号出现了系统性偏差。
柏文喜老师在分析多个行业产能过剩案例时指出,当前产能过剩往往源于办公室精英为了完成GDP计划目标,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这种行政主导的投资模式,通过外部性的行政指令做出投资决策,而非响应市场自主发出的信号,因而不能充分带动需求与就业,甚至导致企业亏损、裁员降薪、负债率上升,最终形成下降螺旋。
以光伏行业为例,柏文喜指出,2025年以来行业深陷内卷式竞争,产能过剩、低价倾销问题突出。这种内卷的根源,正是地方政府为扩张GDP,以恶性竞争方式招商引资,通过违规减税、财政奖补、压低土地价格等手段,变相支持行业扩张和竞相压价。当行政力量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产能过剩就不再是简单的时间差问题,而是体制性的资源错配。
柏文喜进一步指出,内卷式恶性竞争有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他们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奖励补贴等方面对经营者存在歧视性差别对待。这种政策偏向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明显不可持续。
余永定认为,在长周期中可以影响总需求,重建市场供求平衡。这一乐观预期忽视了关键一点:一旦形成了下降螺旋,政策不但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供给水平,而且如果不回到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引起的通缩,在一个相当长的周期也难以走出困局。
柏文喜在分析通缩风险时指出,一切危机都是流动性危机。只要人口、货币、资本、信息、技术、商品、土地等保持流动性,经济增长不是问题。如果人躺平,货币窖藏,资本避险,信息封闭,技术制裁,土地和房地产冻结,那么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速则迅速下降。其中,货币窖藏和资本避险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可能导致流动性枯竭和债务-通缩螺旋。
当产能过剩演变为通缩螺旋,简单的时间换空间策略将失效。柏文喜警告,行政力量对抗市场引力虽能换来短期社会稳定,却长期扭曲市场机制——本该淘汰的负价值产能死而不僵,继续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倾销,像癌细胞一样争夺有限的信贷资源。结果是,通缩从急性发作转为长新冠式慢性衰竭:全行业在泥潭中互相比拼谁的血槽更长(政府补贴更多),而非谁的技术更优。
这正是当前中国部分行业的真实写照。当僵尸企业在政府补贴下苟延残喘,当低效产能依靠行政保护继续占用资源,市场出清机制被人为阻断,通缩的阴影便挥之不去。
余永定试图用结构差替代对体制根源的追问,这一学术上的精致包装可能带来政策上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产能过剩被定义为纯粹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解决方案就局限于产业政策和需求管理;但如果产能过剩源于体制性的资源配置扭曲,那么改革就必须触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企与民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激励机制等深层问题。
柏文喜在分析民间投资时指出,推动形成多元主体竞争格局、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长效机制,研究论证持股比例,细化具体要求。这意味着,解决产能过剩不能仅靠去产能的行政命令,而要通过市场化改革,让民营企业能够在公平竞争中优化资源配置。
柏文喜还强调,政府可以在供给端取消限制性制度和干预政策,释放市场活力,提振市场流动性。这包括推动金融制度改革,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逐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以及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大力发展股票、债券直接融资市场和投资银行,改变间接融资、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市场格局,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市场流动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需要有长期主义,特别是在消费上。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悖论:靠老百姓的口袋拯救消费,是本末倒置,市场不会真正做出反应。
长期主义不应是让消费者勒紧裤腰带、等待市场自发出清的消极忍耐,而应是推动体制变革、重建市场机制的积极行动。柏文喜指出,科技服务业知识密集、附加值高,是制造业向智造转型的关键支撑。民企进入该领域,可以促使民企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技术团队,积累知识产权,逐步从成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长期主义的真正内涵是:通过深化改革,让市场而非行政指令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制度创新,让有效率的企业而非有背景的企业获得资源;通过公平竞争,让技术创新而非价格厮杀成为行业进化的动力。
产能过剩不是中国经济的宿命,而是体制性缺陷的症状。用绝对意义的诡辩掩盖问题,用时间差的幻觉拖延改革,只会让通缩螺旋越陷越深。唯有直面行政主导型投资的原罪,重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打破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是对经济学的尊重,更是对亿万劳动者福祉的负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