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毫无疑问,目前长期的、世界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己经尤其凸显,也是致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变缓的主要因素。短期的供需不均衡带来的产能过剩在市场运行中属于正常状态,但是当产能长期超过市场的有效需求而表现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时,会导致市场秩序及产业链发生紊乱,最终致使经济运行不断恶化。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产能不足的市场状况渐渐发生逆转,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随之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周期性地显现。对于产能过剩的认定及解决对策目前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系统性地研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形势,分析了产能过剩问题会导致诸多危害,认为自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呈现出普遍性和全方位性、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呈现出长期性和绝对性以及部分产业呈现出高端、低端产品同时过剩的特性。我国产能过剩主要由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组成。提出我国政府应该基于产能过剩的成因完善产能过剩治理的长效机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步伐,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转换产业发展模式;完善产业进出机制,并加速产能过剩产业战略转移。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造业多领域多频次的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此前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虽然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投资步伐再次明显提升,但是由于消费动力的缺乏,我国制造业对产能的需求远大于产能增长。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它就经常性地被政府作为重要处理对象加以推进,仅在2013年,国务院及其一些部委就多次出台相关文件,提出整改方案。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产能过剩的问题自始至终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甚至出现了被治理的产能过剩严重产业情况稍有缓解,其它之前产能过剩次严重或者没有产能过剩问题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扩大的现象,这导致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整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没有实质性得提高且处于低下水平。因此,必须对我国的产能过剩评估指标体系及预警制度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完善,建立健全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产能一般被认为是生产能力的简称,也就是在最低成本条件下产量与在长期均衡状态条件下实际产量之间的差值。但是至于过剩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部分学者认为出现供给大于需求即可称之为过剩,但是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供给大于需求要分成两种具体状态:其一是表现出供给稍微大于需求,其二是表现出总供给严重地超过了总需求。第一种状态中的“稍微大于”指的是在可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前提下,还包括企业正常生产及预防难以控制的风险事故所必须留有的库存,这种过剩从本质上讲没有什么弊端,是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对于过剩表现出的第二种状态才是在经济学问题中被提到的过剩状态,这种状态又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总供给在一定时间段里相对总需求来说过剩,其二是总需求在一定时间段里相对总供给不足。对于产能过剩的认定,除了需要从纵向角度来对比产量迅猛的增长外,还应指出这种增长是在多大的范围内、多长的时间区间以及相对于多大的有效需求来说的。
目前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既有一般工业化国家的特征,又有市场转型中国家的一些特征,市场经济体制总体来说还处于初步发展状态,行业存在过高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制造业转移都遵循着一个规律,即当产业发生转移时随即也伴随着产能的转移。全球产业发展有以下历程:
第一轮世界制造业转移时,全球制造业产能主要集中在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是制造业产能最先开始迅速增长的基地,这些国家也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先驱,当时仅是德国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产能就占到了世界制造业总产能的三成。但随着英、法、德等国生态资源被严重得消耗、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提升,世界制造业慢慢进入了第二轮的产业转移阶段。
第二轮世界制造业转移时,全球制造业产能主要集中在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繁荣主要也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再加上欧洲制造业产能的部分转移。美国制造业借助于二战中各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削弱和战后重组的机会,大力的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并一跃成为行业老大,这一地位直到2011年才被中国取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曾经出现过四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美国政府当时除了在国内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外,还开始不断地向国外转移落后的、过剩的产能。
第三轮世界制造业转移时,全球制造业产能主要集中在亚洲。日本在上世界七八十年代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日本政府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主要使用了一些产业政策和进行产业链的重组,日本逐渐把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转移到亚洲的其他国家,一种以日本为领头的产业链逐渐形成,这种产业布局模式被称为“雁型模式”。
第四轮世界制造业转移时,全球制造业产能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转移及产业重组不断加速,中国作为主要新兴国家承接了很大一部分此前产能过剩国家转移的产能,这个过程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直接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工业体系也随之趋于完善,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在2011年已经占到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8%,超过了之前长期占据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的19.4%占比。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承接的国外过剩产能是我国目前产能过剩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加上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业产能、产业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主要由于承接了国外转移的过剩产能和技术,另外加上中国特殊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的行政干预,同时也有中国经济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积累而来的。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速明显放缓,世界经济复苏缺乏动力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市场需求显然不足,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从局部性逐渐转变为全局性、从阶段性逐渐转变为长期性、从低端产业逐渐扩散到高端产业。这种经济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必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出现。
我国目前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波及到的产业极为广泛,从之前主要存在的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传统产业扩大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2013年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只达到约78%的水平,已经低于国际上以产能利用率为79%来判定产能过剩的通用标准,其中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部分传统行业和光伏、多晶硅等少数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库存却大量积压,企业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例如我国的钢铁产业,在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及体制性特征的共同影响下,钢铁产业很长时间以来都深陷于产能过剩的怪圈。近三年普通钢铁产量数据如图1所示:
2013年中钢协统计的86家重点统计钢企粗钢产量累计6.263亿吨、生铁累产量计6.040亿吨、钢材产量累计6.152亿吨,同比2012年提升了5.74%、3.52%和5.38%。虽然钢铁产业的产能不断增加,产能利用率为却只有72%。而且我国钢铁产业的产能仍处在不断地扩张趋势之中,随着制造业产能的逐渐释放,钢铁企业的产量也随之不断加大,但受到国内市场加速减缓、国外市场低迷的影响,市场需求却并未有所好转。根据中钢协统计的数据显示,钢铁产业 2013年陷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已经远远超过市场竞争的正常范围,导致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亏损面随之扩大,效益极速下滑。
据最新的国际铝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电解铝产能已达全球总量的47%。2013年,电解铝累计产量2195.64万吨,产能为3100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1%,产能过剩问题超过钢铁产业,严重的产能问题导致电解铝的销售价低于成本价,全产业面亏损率而达到93%。今年年初至今,电解铝价格跌幅超过1500元/吨,比2013年整年的跌幅还大,淘汰的部分落后产能又被新增的产能所取代,产能过剩问题已成定局[footnoteRef:1]。 [1:
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落后产能上尤为凸显。工信部网2014年5月8公布调整2014年各地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的任务。与此前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定目标相比,钢铁产业的淘汰任务高于此前170万吨的原定目标,水泥产业也超过此前的850万吨目标。其他各个产业的任务量均比去年大幅增加。相比于2013年,淘汰的行业和规模均有所增大,但以往年年淘汰落后产能,但产能却年年过剩。对于淘汰过剩产能政策,企业自身并给予全力的配合,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实施积极性也不高,甚至出现暗中,致使中央每次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都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越是淘汰过剩产能产能过剩问题越严重的现象比比皆是,地方政府利用假淘汰、重复申报等手段躲避中央政府的考核,过剩产能退出市场艰难。
但对于像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这些新兴产业而言,处于产业刚刚兴起甚至萌芽阶段就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虽受到前期金融危机带来国际需求萎缩的一定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却是政府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过度干预造成的,企业在成长中缺乏技术创新,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竞争力,产能消化主要依赖国外,最为典型的如光伏产业,在政府盲目的推动下光伏产业产能迅速扩张,但产品需求却基本上依赖于国际市场,导致产业发展受国外市场环境和政府的约束较大。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和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的优惠政策减少导致我国光伏产业产能需求,同时国内市场对光伏产品的消费还不不成熟,导致刚刚新兴的光伏产业在成长期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光伏电池开工率近来虽然有所提升,但产能过剩依然没能得到有效化解。光伏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直接导致产业链上游的多晶硅产业陷入被动的产能过剩僵局。2013年多晶硅产能利用率低于30%,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极为严重,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43家已投产多晶硅企业中仅仅只有13家开工生产,其余的所有生产线均已关闭,即有近七成的企业已停产状态。美韩多次对进口自中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恶化的国际环境导致多晶硅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至于我国的风电设备制造产业,根据我国风能协会发布的《2013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中的数据显示(如上图2所示),2013 年,我国内地新增的装机容量为16088.7兆瓦,同比增长了24.1%;累计的装机容量为91412.89兆瓦,同比增长了21.4%。新增装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两项数据都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但产能利用率却不足五成,进入2014年以来,风电设备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得改变,甚至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当前,我国的钢铁、石化、水泥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绝大部分属于总量型过剩,即现有产能已经远远超过市场的消费需求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产能过剩问题呈现出绝对性和长期性的特征,现有及未来市场的产能需求已经不能消化现有产能了,很多产业的产品需求已经达到历史峰值了,所以这些产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会被不断挤压,库存大量积压,单纯的依靠市场调节已经不能解决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了。而且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持续发展得以保证的重要前提之一,所以这些产业即使暂时走出产能过剩困境,也很难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了。以钢铁产业为例,我国钢铁产业至少有2亿吨的过剩产能,接近全球钢铁产能的一半。目前我国人均钢铁消费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值,国内市场对钢铁产能的需求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增长的减缓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均是化解现有过剩产能的主要限制因素,钢铁的产能过剩矛盾肯定会长期存在。
我国2013年水泥的总产量高达24.2亿吨,同比增长了9.6%,比2012年水泥总产量提高了3.8%[footnoteRef:2]。据工信部近日公布消息,2014年地方政府淘汰水泥的落后产能的任务量相较于以前有很大增加,从4200万吨被定为5050万吨。淘汰力度再次加强,说明淘汰过剩产能已经是解决水泥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了。水泥产业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重复建设仍是目前已建产能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虽然在政府的多方调控下,水泥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恶化有所缓解,但是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随着水泥消费鼎盛时期的来临,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必将呈现出永久性。 [2:
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高端、低端产品同时存在过剩问题上就具有代表性。金融危机之前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主要出现在低端产品当中。对于螺纹钢、线材等技术含量和进入门槛均较低的建筑钢材是钢铁产业中的低端产品,也是钢铁产业中出现产能过剩的主要产品。金融危机之后,在提高钢铁行业产品质量、改善品种结构的产业政策催化下,高端钢铁产品在钢铁产品中的比例逐渐提高,出现很多企业不再生产普通钢铁产品或者极速缩减普通钢铁产品产量,争相向生产板材等高端钢铁产品上转型,慢慢的市场供需结构发生了另一种形式的失衡,因为国家扩大基建投资,拉动的是例如螺纹钢这种基础建材,但是国内大多钢铁企业主要生产的确实像板材这样的高端钢铁产品,导致企业对之前出现产能过剩的低端钢铁产品的产能过剩还没完全消化,高端钢铁产品却又严重积压,产品的销售价低于产品的成本价,钢铁产业出现了普遍性的亏损情况。所以,现在钢铁产业是高端、低端产品均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的生成必然需要资金的注入,当产能产出后却不能成为有效的社会供给,这些产能就会被积压的,投入的资本也就很难再收回。在此方面,很多的开发区变成了牲畜觅食的草料场,很多的在建工程变成了流浪者栖身的烂尾楼,很多破产停工或关闭的工厂变成了盗贼们的粮仓。许多项目在投资前就存在决策上的错误,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也就很容易发生。
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及政府官员及时明白一些项目存在潜在危害,却为了地方政府或者个人的利益而铤而走险,与项目开发商合谋骗取政府财政资金。当许许多项目产能过剩问题爆发之后,部分商人就利用贿赂政府官员来廉价收购这些产能,部分政府官员要么是受利益诱惑,要么是想躲避中央监管和舆论压力,接受了廉价出让这些过剩产能,导致国有资产面临巨大损失。
很多过剩产能都来自政府投资、政府担保和政府贴息,当产能产出后却不能成为有效的社会供给,就会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甚至是死账,这些烂账又会转化成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最终会转变为财政风险,使得不得不利用财政资金为其买单。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大量举债投资,最终都会有把这些债务推向中央财政的本能冲动。
短时间内单靠利用强制淘汰过剩产业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势必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从而使社会的稳定具有不确性。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廉价出让的过剩产能,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财政收支必然更为紧缩。在失业工人的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和再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会随之凸显,正是由于政府财政的错误资金投向,致使真正需要财政资金支持的社会保障事业无米下锅,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长久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扩大投资、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等粗放式增长模式实现的。这种扭曲化的增长模式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不符合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时淘汰过剩和落后的产能。完全依赖市场来淘汰这些过剩产能,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下并不现实,但单纯依靠政府行政调节又会触动诸多方面的利益,落实起来步履维艰。例如我国淮河流域中游的一些企业,每年在财政收入上的贡献仅仅只有6-7亿元,但是每年中央财政在治理环境污染上的消耗就高达30-40亿元。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治理这些污染企业,但很多年过去了仍取缔不了,其难度之大可见一斑,足见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任重道远。
由于社会经济产能过剩问题的存在,并且出现产能过剩的产业都能找到政府干预的影子,涉及到政府在财政收支上的风险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继续干预微观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却忽视了社会的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直至今天,政府的首要任务仍旧是抓经济、抓投资和抓招商,政府职能的转变发生了严重的滞后。